如果不能改变法学教育的起点，则应考虑拉长法学教育的终点。
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对的困难和挑战绝不会少，我们不仅要排除来自国外的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的干扰，还要克服来自我国社会几千年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思想的影响，克服自己头脑中种种幼稚的片面的思想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定位：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要战胜这些国内外错误思潮或模糊观念的干扰影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解决13亿人民温饱问题和初步建成小康社会，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以法治体系建设来全面保障人权的大思路。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就已经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的选择、实践的结论。
四中全会《决定》的一个亮点，就是明确提出可以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来解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的一致性问题。在党内，尽管党在理性上已经认识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这并不是说在党内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作为小说主线的贾迪斯诉贾迪斯案，就是这类案件。
关于普通法的研究分散而不系统，局部深刻而总体肤浅，表面繁荣却缺乏争鸣。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作为英语世界最受欢迎的作家，狄更斯作品在法律与文学成为显学之前，即受到广大研究者的青睐。因此，当自己的小说1846年再次被人盗版时，他干脆不采取任何维权行动，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法律的傲慢与粗暴，实在已经到了让人恼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最后，《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的作者是英国法律史学泰斗威廉·霍尔兹沃思，他之所以把狄更斯视为把自己还高明的法律史学家，与狄更斯的在监狱长大的经历，及其后来的律所职员、法院书记员、法制跑口记者生涯、诉讼当事人经历有着密切关联，书中对此也做了非常清晰的阐述。
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源于本书对狄更斯小说进行了最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内容涉及法律人、法律机构、法律程序等各个层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其早期的习作汇编《博兹札记》，还是仅完成半部的遗作《德鲁德疑案》，狄更斯每部文学作品中都有法律与法律人的踪影，更不乏对法律机构与司法制度的生动描写。
进入专题： 读书 狄更斯 法律史学 。当然，对本土文学资源，尤其是小说的解析，学者们也主要立足于文学经典进行解读，远者如民国时期法学家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 ，近者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尹伊君先生新近出版的《红楼梦的法律世界》， 而以现当代小说为对象的研究则付之阙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一名并非法律人的作家来说，要求其洞悉法律精髓，熟稔法律条文，并将其完美准确地体现在作品中，委实过于苛刻了。梅特兰曾打算与洛克合作，合著一部全面囊括英国法律史的巨著，但最终因精力不足、理念不合而放弃，只完成了一本《英国法律史：爱德华一世以前》。
首先，没读过法学院，就不能称为法律史学家么？换言之，狄更斯也没读过文学院，但谁能否认他的文学家地位。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在旅途中结识了机灵能干的小伙子山姆·威勒，打算雇他当仆人，回家后就与房东巴德尔太太商量此事。无论是虚假保人、拘捕令、财产扣押令这些琐碎细节，还是贵族诱奸案、药店学徒过失杀人案、赌博诽谤案这些逸闻趣事，霍尔兹沃思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使得阅读本书成为一段在文学、法律与历史之间穿行的愉悦经历。为了让读者更明白这一点，我将当年的译者序《法律的傲慢与文学的偏见》作为正文，重新贴出，方便读者了解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
幼时父亲负债入狱的经历在他内心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并成为他日后批评监狱制度的动因之一。尽管狄更斯对英国的司法制度颇多微词，但对死刑却态度微妙。
比如，在庭审期间，原告巴德尔太太与被告匹克威克都没有在陪审团前作证。如他小说中的监狱看守，往往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社会上的不良分子，这就明显有夸张的成分了。
在法庭里，法官有自己的痰盂，法警有自己的痰盂，证人有自己的痰盂，被告人有自己的痰盂，同时还有痰盂提供给陪审团与观众，因为在审理案子过程中，许多男人必须不断吐些什么当然，尽管受到热烈欢迎，一向对版权问题非常敏感的狄更斯还是直言不讳，表达了他对自己作品在美国频频被盗版的不满，并呼吁早日制定国际版权公约，以保护英美两国作家共同的著作权益。1827年，狄更斯开始了自己短暂的法律生涯。在此之前，霍尔兹沃思的老师梅特兰曾指出，法律史之所以难写，主要是因为法学家不了解历史，而历史学家又不谙法律技术。有人甚至认为，正是这部小说导致了议会对大法官法院的改革。马修·黑尔亦曾如此描述普通法：普通法就像阿戈尔英雄的战船，从过去航行到了今天，尽管船舱里的东西可能全都变了，但从外观上看，它却还是原来那艘船。
与此同时，相关专著与学术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他十分赞赏美国监狱对犯人实行劳动改造的做法，认为这样不但能增加社会财富，还有助于把他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界文学史上，许多脍炙人口的法律题材作品，都曾受狄更斯小说的影响。1853年，狄更斯最富盛名的作品《荒凉山庄》问世，这部小说对大法官法院及其代表的衡平法程序进行了猛烈抨击。
盖伊认为，小说本身就像是在发泄一股可爱而优雅的怨气。第二个原因或许更为微妙，即与我国普通法研究的整体水平息息相关。
我非常佩服熊老师的学问、文章，但觉得他的批评亦值得商榷。擅长精神分析的美国学者彼得·盖伊甚至断言，狄更斯的性格过于脆弱敏感，第一次打官司的不愉快经历在他内心留下强烈阴影，因此，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想象力，把这一经历渲染为一种更大的伤害，通过《荒凉山庄》栩栩如生地予以展现。长期以来，被引入、译介乃至被津津乐道的英美法著作，更多是关于美国法的作品，而真正以普通法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并不多，国内学者有分量的相关专著也不多见。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某些程序上的细节。
其次，从文法上看，Charles Dickens as A Legal Historian也可以译为法律史学家狄更斯，但这样更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与文学家狄更斯不是一个人，故当时未采纳这一译法。在参观美国法院时，狄更斯用幽默的笔调对美国人的不良卫生习惯进行了嘲讽，他把美国首都华盛顿描述为随地吐痰、乱吐烟渣的大本营，在美国所有的公共场所，这种丑陋的习俗都被认可。
事实上，了解狄更斯这段经历及对其文学生涯的影响，对于我们认识与理解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是非常重要的。1831年，狄更斯的舅父约翰·巴罗出任《议会镜报》的编辑，狄更斯终于梦想成真，开始为这家报纸报道议会辩论情况，第二年，他正式成为《真阳报》的通讯员，负责议会新闻报道。
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即一位英国法律史学家如何围绕一位伟大作家的文学作品，条分缕析、逐步梳理，为我们复原狄更斯时代的法律图景，阐释当年的司法背景与法律问题。当时英国劳动力过剩，根本不允许安排犯人生产劳动。
也有研究者指出，狄更斯小说中的监狱并非英国监狱的真相。这帮人极尽拖延之能事，因为案子越拖对他们越有利。但是，官司结果却很不如意，反而将他拉入更棘手的法律纠纷，这一经历令狄更斯对当时拖沓繁冗的司法程序失望之极。另一方面，普通法本身又是如此博大精深，迫切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理解。
为了让读者更明白这一点，我将当年的译者序《法律的傲慢与文学的偏见》作为正文，重新贴出，方便读者了解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到律师事务所洽谈业务的各色人等，不少人被他后来写入了《匹克威克外传》。
可以说，如果从法律史的角度诠释狄更斯作品，霍尔兹沃思显然是最佳人选。为了帮律师们送达各类诉讼材料，狄更斯经常奔波于伦敦的大街小巷。
在这种情况下，让一名中国法律学者去深入解读狄更斯小说中的普通法问题，排除文化与语境的因素，也将是十分艰难的。这些人只有少数为中国人所熟悉，多数作品也未被广大中国读者阅读过。